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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江纵队在始兴
一九四四年五月，中央下达指示：东江纵队要向北方扩展活动范围。为此，我们决定派遣两个武工队，其中一个由邬强同志负责，前往英德地区开展工作；另一个由邓国良同志负责，进军我省西北的连县、连山一带。到了六月，邬强同志带队抵达英德鱼子湾和清塘一带；而邓国良同志刚进入清远，就遭遇了人数远远超过我们的国民党军队，多次交战后无法突破敌人防线，只得被迫撤回。邬强同志在英德坚守了两三个月，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的增援和围剿，他同样难以立足，不得不退回到东江以北的山区。因而，北上的计划暂时遭遇了重挫。
到了1945年，中央再次下达重要决策：在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江西、福建五省交界的五岭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，同时决定派遣“两王”部队（即王震和王首道部队）南下，负责领导这项工作。中央还指示东江纵队配合开展五岭地区的革命活动。按照中央精神，广东省委派遣工作人员深入始兴、仁化、连县、连山、英德等地，恢复了自1942年粤北党委受挫后中断的组织生活。当时，我带领一个支队活跃于罗浮山、增城、博罗一带，与敌人进行了数次战斗，形势逐渐好转。
展开剩余86%1945年3月，两王部队自陕北出发，先在陕南驻留一段时间，随后经河南、湖南，最终到达江西。此时，日本侵略军已占领韶关，中央急切催促我们尽快派兵北上，与两王部队在五岭会师。于是，我们抽调东纵第三支队、第五支队以及部分政工人员，共计1300余人，组成东纵粤北指挥部。我担任副司令员兼指挥员，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同志任副指挥员，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同志任政治委员。准备北上执行任务。出发前，为了安排广东的各项工作，并协助广东区党委（涵盖广西）及两王部队搜集缺乏的当地地图，行动有所延迟，直到七月初召开动员大会，之后才正式布置具体工作。恰巧此时，1945年8月6日，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。
8月10日，国际社会开始热议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。我们对此重大事件深感震动，不确定中央是否会调整北上计划。直到8月13日，收到中央继续北上的指令后，我们迅速用电台与两王部队取得联系。然而，由于设备陈旧、密码复杂，通讯多有延误，直到14日晚才成功联系上。次日——正是日本宣布投降的日子，我们从博罗出发，北上五岭。
由于当时部队装备极为简陋，且粤北气候比博罗寒冷许多，行军途中我们趁敌人不备，分别在新丰和佛岗两地袭击敌军仓库，缴获了粮食、蚊帐、衣物和弹药，大大缓解了补给压力。
原先，我们与珠江纵队约定在始兴会合。我们的行军速度很快，约一周左右就翻越了翁源的天平架，顺利抵达始兴隘子，与始兴风度队会师。可从珠江纵队抽调过来的郑少康支队和区昌支队尚未抵达，我们只得在当地暂时驻留。那时电台又失去联系，经过一周的急行军，队伍中的病患人数明显增加，尤其是女战士病情较重。于是我们在隘子驻留了三天，同时指导始兴风度队的各项工作。（当时始兴县委书记兼风度大队政委为王若潮同志。）我们占领了伪区政府所在地，攻下了张发奎的老家彩岭，缴获十多支枪支和几十瓶法国进口的“三星牌”白兰地。这些名贵白兰地据说是张发奎准备回家庆祝时的私藏。我们将部分白兰地用来为部队洗尘，另一部分留作会师时赠送给两王部队。事后传闻，张发奎对失去枪支毫不在意，却因失去这批“三星牌”酒而愤怒异常。
三天后，我们继续北上。为迷惑敌人，我们选择向沈所的瑶山挺进，既假装前往韶关，又计划通过江口渡江北上。没想到在前往瑶山的第一天便遭遇从枫湾开来的国民党部队。他们听闻张发奎老家被我占领，试图前来“营救”，结果全军覆没，我们缴获二十多支枪，俘虏十余名敌兵（后来都释放）。到达瑶山时，村里人烟稀少，战乱中原本的瑶民几乎全部逃散。我们粮食短缺，只见瑶民留下的玉米，也因主人才离开，不敢擅自取用，只能忍饥挨饿。好在后来找到一位瑶族老乡，经过反复沟通和思想工作，他才愿意帮忙购买米粮送进山中。
因部队需通过浈江抵达北山，一些伤病员难以渡江，只得留下。夜晚，风度大队同志准备一条粗大的绳索，系在浈江两岸的大树上，我们抓着绳索鱼贯通过河流，安全抵达对岸。可惜留下的十几名伤病员中，有人因饥饿和病痛牺牲。（部分伤员转移至始兴，由地下党组织护送回乡——编者注）
为补充部队物资，我们在奇心洞暂时驻扎后，派出一个大队前往仁化水源区，打击一名大地主。这家地主经营当铺，家中有人在外任比县长更高官职，姓名已不可考。此次战斗缴获十多支枪支，三斤多金砖、成色上乘的银元，还有皮袄等衣物共计十多担。我们将衣物分发给战士御寒，缓解了部分困难。
尽管如此，人多物资仍严重短缺，许多同志只穿单衣。于是我们开始整顿队伍，精简非战斗人员。一方面安排伤病员安置在奇心洞竹林内的纸厂隐蔽养伤，另一方面派员寻找两王部队的位置。越江前，我们隐约听到枪声，推测两王部队离我们已不远。同时派人前往仁化长江圩购买粮食，结果买粮同志一到仁化即遇国民党军，连我爱人也被捕押送至始兴伪157师监禁，后来经梁培基之女成功获释。但粮食问题仍未解决。彼时物资极度匮乏，队伍缺衣少食，且广东同志尚不适应粤北寒冷潮湿的气候，病患激增。一次遭遇国民党军围剿，奇心洞伤病员牺牲三十余人。
我们多日未能联系上两王部队，后得知该部在日本投降后数日，中央电令其返回大别山，负责接收日本投降并在当地建设根据地。
随后，我们转战至南雄帽子峰。此时，活动于九连山的第三支队处境艰难，向我部求援。我们即派邱特同志带领一个班，携缴获的金砖前往支援。途经奇心洞时，遇见奄奄一息的何维同志。后来得知珠江纵队郑少康支队也抵达浈江边，但情况不明，既不敢渡江，亦难以活动，且无粮可吃。获悉后，我们立即派曾春联大队与风度大队会合，前往寻找郑少康支队，南山遂成为我们与翁源等地联系的交通枢纽，风度大队担任交通联络员。
东纵粤北指挥部在粤北活动约十个月，指挥的部队主要包括：活跃于和平、连平、江西三南一带的东纵第三支队；活跃于南雄、大庾、仁化一带的第五支队；活动于英德的北江支队；活动于翁源、始兴的西北江支队（后分散为数个武工队）；活动于新丰、翁源、英德边界的何通独立大队；活动于南雄、始兴的风度大队。北撤后仅留下北一支和北二支两个武工队，指挥部已不复存在。
1946年6月下旬，东纵开始北撤至山东烟台。毛主席与蒋介石在重庆谈判达成协议，决定我军长江以南部队北撤山东烟台。我们隶属广东第八执行小组粤北支组，由我方杨康华同志与国民党一名上校及美国一名少校组成“三人小组”，在南雄进行谈判。国民党反动派在谈判中不仅无赖顽固，还图谋在北撤过程中清剿我军并暗杀我方领导。谈判规定：“中共部队南雄集中后，三天内王作尧必须与我们会面，东纵北撤王作尧必须随军撤退；珠江纵队北撤林锵云必须随军撤退。”还指定我们在浈江以北某险要小村集中。
我们察觉其中阴谋：既然谈判确定北撤路线经始兴，何必改至浈江以北？该村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江，易守难攻，明显是陷阱。于是我们机警地绕道翁源坝子，突袭新江圩，与从连县撤退来的第三支队会合后才通知国民党。尽管如此，为履行协议，刘培炎、林锵云等同志仍警惕地前往浈江北岸。
敌方阴谋未遂，又在行军途中安排两名持枪凶手伺机暗杀我方领导。幸好地下党同志机警发现，及时报警，凶手被捕并移交执行小组。我方据理力争，反驳国民党诬陷，迫使其承认错误。整个北撤过程中，国民党条件严苛，例如禁止我军设哨，行军路线五华里内均有国民党守卫。获悉此情报后，我们一边严密警戒，一边要求美方确保我军通讯畅通，并将执行小组人员安插于我军队伍中段。凭借坚定的斗争态度和高度警惕，终于保障了北撤安全。1946年6月29日，我们乘坐美国军舰安全抵达山东烟台。
北撤后，我们留驻广东的有五个武装工作队（总负责人黄业同志）和一个叶昌大队，南雄留下县委书记陈中夫同志；始兴留下邓文礼同志；翁源留下何俊才同志；九连山留下王招同志，且将最优良的枪支装备留给他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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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作尧将军生平简介
王作尧将军，广东省东莞县厚街人。1931年考入广东军政学校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1938年在家乡组建抗日武装，后任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历任广东军区江防司令部副司令员、广东军区副参谋长、防空司令部司令员、中南军区防空司令部第一副司令员、沈阳军区空军及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、广东省军区顾问。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。1990年7月3日在广州逝世，享年77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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